黎明前的战斗
——追忆上海解放70周年
俞世宙
1934年12月，我出生于教育比较落后的浙东农村。父、兄虽供职于上海，且居无定所，因此无法来沪求学。后经亲友介绍总算找到了一所招收寄宿生的学校——上海市达人中小学，校址为建国西路648号(旧址已翻建成司法局，市典狱局两憧大楼)。该校虽名为上海警界员工子弟学校，但也招收像我这种经人介绍能生活自理的学生，还有学校附近的走读生。由于学校四年级己设英语课怕学业跟不上，所以我还重读五年级，每周晚上花四个小时补习英语，通过近一年多的求学，我逐渐适应了学习和生活环境，1948年秋我升入小学六年级，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好，人缘又好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所以我成了班级中的班长。
1949年春开学后的某一天早上，图书室的一位女老师怒气冲冲地大声嚎叫：物价如此暴涨我们拿这点工资如何养家糊口。此时教师们也纷纷走出办公室大声议论，表达对时局的不满。校方怕教师闹事，力劝大家上课，并答应问题另行解决。
教师遭逮捕
三月上旬一个暗月无光的深夜，有两辆形似装甲车的“飞行堡垒”（警车）传来了凄厉的警笛声，呼啸着冲进学校。大家在睡梦中被惊醒，突然有警察闯入我们寝室，经搜查后厉声告诫不准发声及外出，当警车驶离后，我们发现与我们同住二楼的小学训育主任王心灿老师被捕了。而另一间体育老师黄中一东间寝室内有翻动过的痕迹，三楼以上是中学部的未见警察上去。
王心灿老师，平时对学出循循善诱和蔼可亲。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尤其是有一次我卧病在床，不思茶饭，他见状将冲调好的奶粉和面包端给我吃，又不时的送开水。另外还有那位体育老师黄中一也经常和同学打成一片，还与同学做游戏玩具，遇雨天在室内做简单的徒手摔，善于讲一些富含哲理性的故事:如对时局的评论和借古讽今的故事，引人入胜。
经过一夜的闹腾，我感觉黄中一老师也有被捕的可能，所以早晨我赶紧在校门口左顾右盼焦急地等着，突然黄老师出现在我眼前，于是我疾速地将他拉到校门左边的马路转角口，简要讲述了夜间发生的事情，劝他快跑躲过了一劫。
王心灿老师被捕的消息在校园传开后。师生们有的惊慌有的愤怒，曾经在王老师帮助下组建的小学高年级学级联合会的核心成员，我记忆中有沈自强，王德璋（女）及我等人与中学学生会的唐弟杠，许钟秀（女）乔习风等骨干商议策动罢课以示抗议，教师也配合罢教。次回有中学自治令的唐弟杠，以及小学部的我和沈自强面见校长王钊鑫(今常熟警察分局局长)要求带我们去福州路警察总局向局长毛森**，要求释放王心灿老师，起初校长犹豫不决，但见师生罢课罢教唯恐事态闹大。在校长室外同学们高呼要求释放教师的口号，一边又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情绪激昂，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校长被迫答应带我们去见毛森。我们要他开平时上下班的小轿车去，他谎称小车有故障，于是我们只好跟着他乘公交车去，走进总局大楼。
在毛森办公室门口，他让我们坐在会客室等待他去通报，大约近半个小时后，出来一位警衔比较高的副官模样的警官，他说:“现在局长不在，你们的来意王校长已说了，我会转达给毛局长的，罢课是要荒废学业的”，接着他又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会通知办案的人员尽快调查结果，你们也要尽快复课。(大意如此)说完后这位警官就走了，我们稍作议论，抗议暂告段落。
好消息传来
一周后的一个傍晚，有人叫我去传达室听电话，这是父亲打来的电话，我好奇父亲从未来电，这时已近黄昏让我迅速到他宿舍去一次，什么事他又不肯说，从学校出发到我父亲的所在地花了一个多小时，父亲见我一进门一句话也不说，就拖我进一间比较昏暗的房间，定睛一看只见黄中一老师坐在桌旁，我很惊奇?我说黄老师你怎么还不跑?多危险啊!他问了我一些学校情况并要我偷偷到他的宿舍处理掉一些东西。同时还告许我一个好消息：心灿老师即将获释，叫我们放一些鞭炮欢庆斗争胜利，（至今我尚在纳闷，黄老师是地下党员，与我的父亲素不相识，不知是如何找到我父亲的）。后来我听心如老师说蒋介石已下野，国共正在和谈，说不定哪天解放军会打过长江来的，告诫我们几个进步同学要提高警惕，国民党正在疯狂镇压工人和学生运动，处事要谨慎。
抱团取暖迎解放
四月中旬的某天下午，校长办公室通知我们这些中小学学生骨干去校长室开会，会上校长王剑鑫宣布:奉总局命令学校即日起被临时征用、教育活动暂时停止，听到这一决定大家都感到突然，一阵躁动，有人提出责问，你们说停办让我们去哪里?校长回答在家等候，我就提出我们一些无家可归的怎么办?校长答复有学校另作安排，征用截止期四月二十日，当时时局紧张，师生们分析形势后认为抗争是没有用的，斗争只能到此。学校为我们在附近找到了一处临时住所，虹桥路（今己改为广元路的延伸段了》靠近交通大学的南围墙边辰顾中烟草公司的一间空关房，近20名师生包括心灿老师等都拥挤在一起。学校提供炊事员和炊具，柴米油盐等都从食堂带来，同学的都自觉轮流帮厨及洗菜，条件虽艰苦但有同舟共济的乐趣。大约五天后发现学校带来的米不够了，我自告奋勇和另一同学踏着三轮车回学校拉米，来到学校门口大门紧闭，站岗的警察不让我们进，只见学校左边的人行道已被铁网围住，行人不得入内行走，临马路窗口原本是铁栅栏现又加了一层木板，后来整个教学楼己被封闭，我们只好退回到右边学校理发店的小门。站岗的警察见我们是来拉米的，放我们进去并告诫我们不能到处走动，进校后发现教学楼内部同马路边一样也被铁丝网围住。这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大逮捕时临时牢房，关押着三百五十六位革命志士(摘引1997年版徐汇区志)我回居住地后，把学校大变样的情况一说，大家十分愤怒、这是国民党的疯狂垂死挣扎，我们一定要团结好提高警惕。
明朗的天
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们守在虹桥路的师生欢欣鼓舞，决定返校马上投入护校斗争，六月初我们欢迎解放军的一个连进驻学校，我们又着手清除警察局临时看守所的一切设施，恢复成教室模样为复课做准备;另一方面我们也加了各界人士庆祝上海解放的大游行，认真学习扭秧歌，游行队伍从徐家汇至复兴公园。
打着锣鼓边唱歌边呼口号，喜气洋洋十分壮观。
我还接受了另一项任务：临时驻守在我校的丁连长和指导员，要我做他们的临时向导员。因为我喜欢解放军，又住宿在学校与他们朝夕相处有说有笑，有一天吃中午饭时丁连长叫通信员取一副碗筷，要我与他们共进午餐。丁连长说他们初进大城市人地生疏，希望我有空时做他们的义务向导员，我一想刚解放师生都没有到齐，何时复课尚不得而知，解放军有要求我理应答应。接着我分别带连长指导员，还有通信员和班排长，熟悉周围道路和环境，还领他们去徐家汇照相馆拍照留念，有时回（营）部集合或看露天电影也让我带队，不过要我穿上他们的军服，还要为他们带头做啦啦队。轮到我连唱歌时，我起引子，所唱歌曲都是差不多流行解放区的歌曲，场面十分热烈。六月下旬部队接到任务他们要离开了，当了20多天义务“向导兵”的我，与部队官兵恋恋不舍依依惜别。
紧接着临近暑假，上海市教育局军管会的代表会同警察局军管会的代表，召集我们原先（时称临时校务会）的代表开会，宣布学校要停办，原因是学校要集训原警察局的留用人员，他们一时找不到适当的地方，无奈之下只能如此，望我们支持。他们代表军管会感谢我们这些护校爱校的师生，对于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一定帮助解决如转学择校等，我们服从大局，就各奔东西，有的参军参干有的继续求学。
在上海解放，共和国70年庆来临之际，我又一次追忆起自己亲历的那场黎明前的战斗，心绪依然久久不能平静。
注：1.我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我知道教师和学生地下党分属两个系统。
2.一九八九年三月王心灿老师给我的来信，那时我已从市教育局调往上师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