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向东 人生进入多事之秋，我不幸罹患癌症，这是十分无奈的事。然我在求医问药的过程中遇到的许多人和事，却让我不断地感受着来自上海师大的爱，这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回顾这一路走来的经历，从疾病征兆的发现到疾病性质的确诊直至接受手术治疗以及术后静养的全过程，上海师大给予的关爱始终陪伴着我勇往直前，激励着我去战胜疾病。 我一直以来自认为身体很健康，对于上海师大每年组织的教工体检只觉得是一种福利的享受。2012年，当我的一项验血项目PSA（前列腺特异抗原）指标出现异常时（正常参考值是<4,而我的化验结果却是>9。）起初这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主要原因还是自我感觉良好，一切正常；另外就是自己的无知，由于无知造成了可笑的“无畏”，我根本就没把这张警示健康出现问题的“黄牌”当回事。 此后，我在上网时无意中查询了“PSA”,发现了如下描述：PSA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前列腺肿瘤标志物，对前列腺的诊断特异性达90-97%……但又说这不是唯一标志。我看了很是纳闷：我的PSA>9怎么办？于是去医院就诊时询问医生，得到的答复同网上所述一致：PSA>9表明有患前列腺癌的可能，但也不一定，需进一步作穿刺活检。我再问：穿刺检查就能确诊吗？回答依然是“不一定。”在旁的一位病人家属告诉我说，她的丈夫PSA>30以上，穿刺结果仍然正常。我立即请教医生，此类情况作何解释？回答说有这种可能：就好像一个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我们穿刺得到的部分却并未腐烂。此话的含义已再明白不过：穿刺也不一定能确诊！这样模棱两可的答复实在让我不能接受，但又想到现代医学诊断技术水平的提高总有个日臻完善的过程，苛求是不切实际的。我犹豫之下，最后决定暂时不去穿刺活检，改成相隔半年左右去化验一次PSA，密切监测这项指标的变化。 这样一拖就是三年。三年来，我的PSA的监测从未停歇，但令我十分纠结的是每次指标虽说不高，却总在不断攀升，直至PSA达到>18。这让我忧虑烦躁了好长一段日子。下一步我该做什么？头脑里茫茫然一片空白。我担心那张“黄牌”某一天会变成“红牌”！此时此刻，我突然意识到真的多亏上海师大每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学校关心每一位教职员工的身体健康的举措是多么重要！ 2015年上海师大组织的一年一度的《名医师大行》活动为我解开纠结了三年的疑团。这是一个极好的医患对话平台，许多平时去医院就诊时想咨询的问题，都能得到充分透彻的解答。我在活动的现场找到了新华医院的一位姓白的主任医师，他在耐心地听取了我的病况后，指导我首先去排除炎症的可能性：如果不是炎症，但PSA仍然居高不下，就不要再犹豫了，必须立即穿刺。我随即按要求去做了。我在服用了两周的抗生素后又去化验，结果已明确告诉我，穿刺活检势在必行！纠缠三年的心结一朝解开，我一下释然了，便不再反感做穿刺，决心继续前行。我因此很感激上海师大，母校的关爱如此实在：如果没有2012年组织的体检亮起了PSA的黄牌，我绝不可能如此密切地关注这项指标的变化；如果没有2015年组织的《名医师大行》活动，我就遇不到白医生。我同样很感恩白医生，如果没有他的丰富临床经验为我指点迷津，继续纠结下去的后果将真是不堪设想！ 我还要感谢上海师大校医院的袁萍院长，她十分热心地为我落实了进一步诊治的医院和医生。在瑞金医院，我找到了主任医师周文龙医生。也许是不久前他也应邀参与了《名医师大行》，听说我是师大人，便很热情礼貌地称我“秦老师”，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温暖，彼此好像老朋友一般。我想，如果所有的医患关系都能这样，我们的社会将是多么的美好！ 此前，我已在网上查阅了有关周医生的资料，得知他在泌尿内科领域已颇有建树，成了医院团队的领军人物。然而，我却看不出他有一丝傲气，诊断仔细且踏实，非常敬业。令我想不到的是，周医生在初次诊断结束后还要留下我做了直肠指检，并明确告知有结节存在，必须做穿刺活检定性。他的这一番话又佐证了白医生意见的正确性。尽管接下来的穿刺活检明确定性为前列腺癌，这张“红牌”让我一时很难接受，但我很快就调整好心态，不仅较快地从郁闷和不安中走了出来，还庆幸自己在罹患大病时却遇到了德医双馨的好医生。而以上所有的一切，皆缘于我是一个师大人！于是幸运感又转化成幸福感——一种身为上师大人的幸福！此后，周医生又一次为我做了直肠指检，准确适时地安排我入院并带领他的团队为我做了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性切除术，手术一切顺利，PSA化验时已<0.003,两周后我便出院了。而今，我只要想起周文龙医生和他的团队(年轻的张朝晖医生的认真严谨和杨安卿医生的耐心细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中就会泛起阵阵暖意。 在家中静养的日子里，我更是切身感受到了上海师大给予的温暖关爱。不仅经常有老同事来电来信（微信）问寒嘘暖，更有校退管会和校资产经营公司(包括我退休前工作的新康制药厂)以及校退教协的领导们亲自登门探访。其中，必须一提的是朱国定教授，他多次用自身与大病顽强抗争的经历和感受鼓舞我，传递出的正能量让我在战胜疾病的道路上不觉孤单，信心和勇气倍增。还须提及的是我的老领导，退休多年的上海师大副校长林仲和先生及其夫人孔曼曼女士也来到我的家中看望我。当我在小区门口送别二老，看到他们蹒跚的步履，想到林副校长已是87岁高龄时，那情那景真的让我动容落泪了；在我的心中久久激荡着八个大字，那就是：“大病无情，师大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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